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钱理群
·触摸鲁迅 还原鲁迅·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
鲁迅一生反对思想禁锢和阅读强迫，但他死后却被竖立成一个“牌坊”。这是鲁迅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无奈。还原鲁迅不仅要把“神”还原为人，还要正视后人的争论：“鲁迅是黑暗的吗？鲁迅是否已经过时？我们是否还需要鲁迅？”其实鲁迅从没要求不朽，相反，他盼望速朽。但显然，我们的世界依然存在先生所愤恨的“瞒”和“骗”。
—题记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即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幸亏有了鲁迅，才形成某种张力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今天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那么，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我非常同意王乾坤先生的一个意见：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前述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关于知识阶级》）。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20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沤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引玉集〉后记》）。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早在20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未有天才之前》）。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360318致欧阳山、草明》）。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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