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女性王国　　

——《聊斋志异》部分女性形象分析

 甘肃省会宁一中    陈黎娜　　

《聊斋志异》^①自康熙十八年初成，集中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想象才能和艺术才华。作者蒲松龄在贫困线上挣扎了一辈子，在科举仕途上失意了一辈子，在文学创作的土地上耕耘了一辈子。他出将入相飞黄腾达的梦想没有实现，可却留下了充满灵异色彩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全书约五百篇，除去寓言、笑话、速写外，“真正可以称之为小说的近三百篇”^②，其中女性描写有突出贡献的作品占一半以上。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以花妖狐魅为多，但却非面目狰狞，而是“和易可亲”^③，使人读之“忘为异类”^④。蒲松龄在这些作品中把超现实的他界当成现实世界来描写，借超现实的创作展现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以“曲笔”向世人揭示着清初真实的生活场景。若说爱情是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么爱情也就是文学史上永恒的主题。婚姻往往是爱情的归宿，常言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聊斋志异》中并没有在爱情和婚姻之间画上必然的等号，男女爱情有时候不一定有婚姻形式的支持，也不一定要白首厮守。《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没有脱离爱情而超然，在她们的生活中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聪慧娴静，也有令人阅之隐痛的奇悍。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把追求幸福婚姻的权柄交给了女性，但却始终难以挣脱子嗣的限制和爱情不对等的一夫多妻制，并由此在文中树立了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一、理想的爱情追逐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律条，爱情在封建婚姻中没有地位。在此，蒲松龄却给了爱情一缕阳光，肯定了男女自由相爱的权利。但是作为生活在对女子有着三从四德要求的封建社会晚期的蒲松龄，他在当时那种文网遍步的恐怖时代，也只有“曲笔”以表情。蒲松龄并没有固执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⑤的樊篱，创造了一系列可爱可亲光辉夺目的异类女性形象，她们远远高出生活，超出当时的社会现实，被作者用浪漫奇妙的艺术幻想罩上了一层理想之光。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爱情突兀而来，突兀而去，不具备“终身大事”的严肃性。如《荷花三娘子》中宗生与两位女性的关系就包含着这种不同寻常的观念。宗生与狐女因貌而合，只是春风一度，丝毫不言婚姻，而他与荷花三娘子则是视聚散为常事，以偿夙业。荷花三娘子同宗生的结合不依父母之命，同宗生的分离也是她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儿子的出生并不能将此二人永久地捆在婚姻的绳索中。荷花三娘子完全违背了古代女子出嫁从夫的传统。在类似这样的作品中，男女之间情爱自由，可以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始终不能脱离“数”。荷花三娘子如此，云萝公主（《云萝公主》）、蕙芳（《蕙芳》）也都因为定数而谪降人间与凡夫俗子成婚，《双灯》、《萧七》、《冯木匠》几篇中男女主人公的聚合分离也皆决定于天意。　　

 除此之外，作者把追求爱情的主动权很大限度地交给了女性，让她们在异类身份的支持下寻求属于女性的幸福，在亦人亦仙、亦常亦奇中将现实与理想美妙地结合在一起。　　

 哭笑皆人之常态。中国文学史上以曹雪芹笔下的林妹妹哭绝文坛，嘤嘤噎噎，哭到花落鸟停，哭到一声悲叹。而笑则是以聊斋狐女婴宁（《婴宁》）为冠。婴宁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甚至于连结婚拜堂都是笑得不能行礼，她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笑得最开心的姑娘。她打破了封建社会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笑不露齿的条条框框。在婴宁与王子服的爱情故事中，蒲松龄始终让花与婴宁为伴。出场时婴宁捻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见王子服后似乎是无意丢花，其实却是丢下爱情信物，害得王子服相思成疾，千方百计寻找捻花人。再露面时执杏花一朵，竟然爬到树上摘花，见王子服又哈哈大笑，差点儿摔下树来。在后来的对话中，一句“我不惯与生人睡”，憨极怜极。表面上是傻大姐一个，实际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吊足了王子服的胃口，也让他把爱情表达得更为热烈赤诚。婴宁在与王子服的爱情追逐中步步为营又步步逼进，始终掌控着全局。　　

与婴宁相较白练秋（《白练秋》）却又是另辟蹊径。她的爱情道路不似婴宁那样平坦顺当，而是屡遭坎坷阻扰，她也没有婴宁的活泼爱笑，在她身上更多的是痴情与持重。因为她本身知书多才，所以一见“执卷吟诗”的慕生便视为知音，但三次求婚皆遭慕父回绝。可她并不就此甘于被拒，也没有因此失去幸福的信心。在与慕父的多番接触中，聪颖的她认识到“凡商贾之志在于利耳”的道理，并发表了“天下事，愈急则愈远，愈迎则愈拒”的人生哲学。然后凭借自己超于凡人的本领，使其父“得厚息”，终于以金钱打动了这个封建老顽固的心，得以与爱人相守。慕父对白练秋的不满无外乎“薄女子之怀春也”和门第观念，并由此揭示了封建婚姻中不人道的部分。然而对白练秋而言，她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从窗外聆听，到媪来自媒，再到获慕父批准，她始终掌握着关键之处，慕生为情所感，慕父为利所动，皆是白练秋自主争取到的。看似白练秋以知物价而投其所好，实则是授女以权柄，玩公爹于股掌之上，略施其术，诱其就范。这既表现了白练秋的才智学识，也暴露了慕父的惟利是图。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渴望爱情而死，又因获得爱情而复生。《连城》中也重复着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魂魄相随。不同于前者的是《连城》中所描述的是一种知己之爱，连城重文士，乔生重知己，二人生死相随。连城为孝廉之女，知书善绣，其父以她的“倦绣图”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乔生以风流蕴藉的诗得连城好感，但孝廉嫌乔生贫，连城遂遣人赠金给乔生以助灯火，乔生叹连城为知己。二人的感情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文学的喜爱和知己之感上。连城经历了贫富之别的考验。宁爱贫士，不羡富豪。孝廉贪财，将连城许盐商子，连城一病不起，需男子膺肉为药引，连城父母为之订的未婚夫极端自私，谓“痴老翁，欲剜我胸头肉耶！”孝廉气愤地发话：“能割肉者妻之”。乔生挺身而出，自出白刃，割膺　肉　为连城疗病。乔生为心上人经历了生死考验，以自己的心头肉为所爱的人治病。孝廉将实践自己的诺言，盐商欲讼于官府，孝廉遂以千金向乔生致谢，并具白背盟之由，乔生忿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正气凛然地拒绝了千金之诱。连城托人告乔生：“我梦不祥三年必死，不必于人争此泉下物也”。乔生的回答是：“‘士为知己者死’，不为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谐何害？”这番话生动地表明了乔生对新型爱情的追求：只要二人相知，真心相爱，连婚姻都仅仅是一种形式。直到这时，这对恋人才第一次见面，连城向乔生嫣然而笑，乔生叹“连城真知我者。”此后，连城抗婚而死，乔生相随至地下，乔生的朋友要帮助二人复活，连城恐复活后有反复，“请先以鬼报”。连城与乔生为了爱情舍富就贫，舍生就死，可谓是同生共死，以真情感天动地。《连城》的爱是知己之爱对单纯的情爱的超越，是思想共鸣对世俗婚姻的胜利。　　

二、现实的婚姻生活　　

现实与理想之间仿佛总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美丽的爱情往往会结出苦涩的果实，更不用说在封建社会包办婚姻之下的家庭生活。现代人可以宣扬“丁克家族”，而旧中国的妇女包揽了侍奉公婆、传宗接代的全部责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在不可避免的家庭矛盾中，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心一意也就成了美好的幻想。　　

古有“七出”之说，其一就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不仅在男性心中扎根，同时也在女性的内心开花结果，几千年的坚持，它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聊斋》中的她们许多固然是追求爱情的主动方，大胆而热烈，为了爱，她们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狐女可以放弃自己千百年的道行，仙女也不惜抛弃世人梦寐以求的仙界，演绎着一轮又一轮的“只羡鸳鸯不羡仙”。然而当“子嗣”问题摆在面前时，她们委曲求全，甚至是积极主动地为丈夫纳妾，否则就可能带着遗憾与心爱的男人告别。狐女小翠（《小翠》）虽有灵通却也不能避免此事，“今亲老君狐，妾实不能产，恐误君子嗣。请娶妇于家，旦晚侍奉公姑，君往来于两间，亦无所不便。”仙女锦瑟（《锦瑟》）嫁于王生，见其妾有“宜男相”，便赐以锦裳珠饰，且使“生无夜不宿妾室”。狐女、仙女尚且如此，又何况现实社会中的世俗女子呢？　　

古有女状元之说，早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聊斋志异》中的颜氏（《颜氏》）就是一位奇女子。她每日劝丈夫研读，可谓“严如师友”，可是她的丈夫却屡试屡败。颜氏气极言“君非丈夫，负此弁耳”，并易装相代，考中进士，后官至御史，“富埒王侯”。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让须眉的女才子，最后却仍然让丈夫承其衔，自己“闭门而雌伏矣”。又因不能生育，便主动出资为丈夫纳妾。颜氏的才华为她带来了什么？“宦迹十年，犹一身耳”，最后为了延夫家一线香火而主动为丈夫置妾。　　

在聊斋女性中颜氏若是以才为冠，那么林氏（《林氏》）便是以“德”为首了。“妻林氏，美而贤”，文章对林氏的美并未做详细描写，而对她的贤是极力表彰的――“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谓贤德矣”。然而林氏之贤总会给人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她先是自觉伤后形貌不佳，欲为丈夫置妾。后又因数年没有生育而劝丈夫纳婢女海棠。遭到丈夫拒绝后，她又托病使丈夫独宿，并安排海棠卧在丈夫床下，其夫亦不为所动。然后她又让海棠托她的名义前往，结果又被“咄之”。事到如此她还是不甘心，终于给她想到了办法，同丈夫预约同衾，中间偷梁换柱，使婢女为丈夫传宗接代，达成了她的心愿。林氏如此地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为的就是使婢女给其丈夫生下儿子，她为了子嗣真可谓是用尽其法！　　

娥皇女英共事一夫是男权社会下的男性理想状态，妻贤妾媚似乎是每个男人所向往的，那女性是不是对这种情况都欣然接受，“贤”如林氏呢？不尽然。　　

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悍妇，大都以凶狠、恶毒的面孔出现。她们或者凶狠地对待自己情敌—丈夫的妾，使妾们受尽非人的折磨，有的甚至被残酷地打死，而折磨的手段也出奇得多；或者独霸家庭、虐待父母、丧尽天良、弄得家破人亡；或者大发雌威，鞭打儿媳，反被骄横蛮劣的儿媳所制，受尽折磨等等。像《阎王》中的李常久之嫂“阴以针刺肠上”令妾“脏腑常痛”。《段氏》中的连氏对丈夫的私婢“鞭挞数百”。《大男》的申氏也不给妾与其子大男供给。《邵九娘》中的金氏更为奇妒，“柴百金买妾，金暴遇之，经岁而死”，可见她对妾的虐待有多厉害。后又娶妾林氏，金氏则表面上为其装饰打扮，而只要妾“履跟稍有折痕，则以铁杖击双弯，发少乱则批两颊，林不堪其虐，自经死”。金氏对妾的虐待是掩饰在怜爱之下的，严格要求中包含了她非同寻常的妒意。　　

在蒲松龄笔下，不育而又善妒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的，在他的安排下，或者被受到因果报应而落个不好的下场，如《吕无病》中的王氏被休，《大男》中的申氏被人卖来卖去反成为妾，而妾反主其上成为妻。　　

或者被感召改良，又如《邵九娘》中的金氏在邵九娘的逆来顺受、善心善行的感化下改变，最终达到作者所期望的妻妾和睦的理想境界。《珊瑚》一文也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尖锐的婆媳矛盾中的悍妇改良道路。珊瑚和其婆婆沈氏在文章一开始就被冠上了“性娴淑”和“悍不仁”的概貌。珊瑚自进门起对婆婆沈氏就是百依百顺，千方百计地想取得她的欢心，可沈氏却对珊瑚是极为刻薄，想方设法地去挑剔她、虐待她。在沈氏面前珊瑚的一举一动全是毛病，不管如何小心服侍，到头来总逃不脱挨骂受气。沈氏不为珊瑚的孝顺所动，还是休弃了珊瑚，可是生活总是那么错综复杂，二儿媳臧姑的加倍凶悍对沈氏而言是以暴制暴，导致沈氏威风扫地，还要反过来去奉承臧姑。不受臧姑的悖逆之苦，沈氏怎么能领悟出珊瑚孝顺之可贵，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后回心转意，和珊瑚言归于好。　　

三、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统一　　

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矛盾的。她们聪明美丽，乐观开朗，热情奔放，言笑大方，有出水芙蓉般的纯洁，又很善良而富于同情，表现出了智慧与胆识的完美结合；她们有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中蕴含的诗意美，大都去掉了那种矫揉造作，拘谨克制，多愁善感的女性特征；她们中也有愚陋笨拙，凶狠恶毒、悍妒成性的悍妇。不论贤与悍，她们都是真实的，又是典型的，体现着封建社会晚期女性的生命本相。　　

婴宁如山花般烂漫，又如泉水般清纯，她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爱说爱笑和敢说私房话的特点，极大地挑战了封建旧制度。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受世俗污染的少女，在最后的婚姻生活中也“矢不复笑”。在封建礼教的训诫下，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消失了。这种结局未免使读者感到惋惜，但却是符合现实生活的。白练秋是柔弱的，但绝不肯任人摆布。冷静的头脑，广阔的眼界，对爱情的执着铸就了她的成功。她有灵异却也不脱离现实，为了自己的爱人，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投慕父之所好，婉转中将公爹旋于掌上。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女性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是男性权权交易下的牺牲品。蒲松龄生逢其时，目睹着这种性别悲剧，他以婉转的笔触揭露着黑暗的现实。常人所不能达成的愿望，在死后就可以沉冤得雪；凡人所不能实现的心愿，可以以花妖狐魅的灵异来完成。聊斋中的她们大多来自非人的世界，却又敏锐地感觉到人世间的美丑善恶，蒲松龄把追求幸福的权柄大多交给她们，让她们在亦仙亦人、亦奇亦常中将理想与现实美丽的结合在一起。然而无论是怎样的女人，她们都只能被那个社会塑造成适合男人口味的女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是她们的天职，即使是仙姬神女、花妖狐魅也不例外。在对悍妇的描写中，虽然作者用尽笔墨来写其凶残恶毒嫉妒，但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她们为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在此姑且她们对与不对，单从作者的形象描述和情结构建来看，蒲松龄是支持爱情不对等的一夫多妻制，并对为夫纳妾的女人是极为赞赏的。　　

总之，蒲松龄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应该既是美如天仙、清纯如水，又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既要侍奉夫婿、孝敬公婆，又要不悍不妒，主动为丈夫纳妾，还要善于理财，让丈夫能够安心读书。然而这样的女性是男权社会下的产物，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丈夫是女性天空中的太阳，这样的完美的女性也只能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了。　　

[注释]　　

①[清]蒲松龄 著 / 盛伟校注 《聊斋志异校注》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②栾庆怡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

③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8月第1版

④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8月第1版

⑤杨伯峻 编著《春秋左传注（成公四年）》 中华书局出版 1981年3月第1版

[参考文献]　　

①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8月第1版

②游国恩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3月第1版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8月第1版

④唐富龄 《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1版

⑤马瑞芳 《幽冥人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5年第1版

⑥《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